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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技入道
刘静 沈章明
语文学科，省级，2011年第5期《国学知周》
公元前541年，秦景公派一位名叫和的医生去为晋平公治病。医和察看了晋平公的病情以后，说这病他治不了。其实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不过因为过分贪恋女色而伤了身子，凭着医和的高超医术,对症下药,药到病除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然而，医和固守医官职责，喜欢分析病因、溯本求源以期标本兼治，既是替人治病，又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——“上医医国”，开出的常常是既救人又救世的良方。
这不，医和如今感到棘手的就是这致病的根由。病人晋平公在赵武等一干能臣的帮助下，重新恢复了祖上建立的霸业，“于今八年矣，内无苛慝，诸侯不二”，既无内忧又无外患，便开始在女色中寻求刺激，“惑以丧志”。医和不认为这内忧外患的消失与丧志好淫有必然的联系，他只是说晋平公的“远男而近女”实在是“天命不佑”，老天爷不待见他，让他的朝廷中缺乏良臣，在位的那些个公卿大夫既不能直言极谏，又不思过自退，一个个地听任平公寻欢作乐，以致身体亏空染上疾病。这么以来，晋平公的病还有办法治么？
没办法治也不能不治，医和用激将法招来了名臣赵武，一番晤对，开出了举贤任能、戒色戒淫（“昼选男德，以象谷明；宵静女德，以伏蛊慝”）的药方。可惜，这位听受医嘱的赵武，当年便撒手人寰。于是，一切尽如医和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：诸侯背叛（“若君不死，必失诸侯”）、十年后晋平公离世（“若诸侯服，不过三年，不服，不过十年。过是，晋之殃也”）。（《国语集解》）
医和能够“论病以及国，原诊以知政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道德高尚不是主要原因，也与政治无关，关键在于，他已经从辨证施治中，锻炼出了极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，形成了寻根究源、标本兼治的思维习惯。
由精深一门技能，到逐渐形成思维方式中的某种习惯，并不是医和的专利，《庄子》中那位削车轮的匠人阿扁也是由技入道的高手。齐桓公在堂上读圣贤之书，阿扁却说，那书上的圣人之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桓公很生气，“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”如果匠人阿扁不能自圆其说，那可真是后果很严重。当然，阿扁已经从自己这炉火纯青的削车轮技术中，悟出了言说的局限性，为事必躬亲、实践出真知张本，在陆游之前，就已经演绎出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意思来。他认为削车轮不能快也不能慢，“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”这个不能言说出来的削车轮的技巧，阿扁无法讲出来，他儿子也无法学了去，所以到了七十岁还在削车轮。如此看来，那书上所传的不是“古人之糟粕”，还能是什么呢。
阿扁的语的确也有些过了头，但是他能通过总结削车轮的技艺，感受到言说的无能为力，又由言说的无能为力来推断著书立说的局限性，确实是由技入了道。与医和一样，若要追求由技入道的升华，阿扁首先要由衷喜爱这门技术，然后还要潜心钻研孜孜以求，再就是将反思活动贯穿始终，才有可能有所领悟；一旦有所领悟，还要举一反三，最终方能达到澄明无碍的思想境界。
知识只是一个载体，这个载体往往并不能充分传达言说者的真实意图，有时甚至扭曲了本意，所以连博学的孟子也常常感叹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。阿扁和孟子殊途同归，在让我们惊叹之余，不禁反思起技能的传授过程来——通过口头或书面来学习技能，往往并不能学到精髓，其中的奥妙还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探索。当然，就算是事必躬亲，也未必就能练就精深的技能。除了口不应心的言说屏障之外，还有从技术操作到思维训练这个未知行程要完成。不是每一个从医者都可以成为医和，也不是每一个削车轮的都会有阿扁匠心独运的智慧。
也许，匠人阿扁只是《庄子》的写作者臆想出来的人物。不管有没有阿扁，像《庄子》作者这样洞明世事、练达人情的智者，也爱从某一门技能中，提炼出体现其本人品格的本质性的东西。
《老子》说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就是用厨师烹小鲜的经验来思考治大国的办法。晏子在阐释“和而不同”这个抽象词汇时，也拿庖厨里的那点事来打比方，什么叫“和”，“和”就是用水火醋酱盐来烹鱼煮肉，大师傅负责调味，淡了加盐，咸了兑水，不咸不淡，吃得心平气和（“和如羮焉，水火醯醢盐梅，以烹鱼肉，燀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其不及；以泄其过，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”）。君臣之间的“和”也是如此，国君认为可以做的事，其中有不妥的地方，大臣帮助改进；国君认为不妥的事情，其中有可行的一面，大臣就有选择性地推动（“君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”），如此以来，“政平而不干，民无争心”。如果国君说可以，大臣跟着说可以，那不就成了以水佐水，淡而无味的雷同了吗？（《晏子春秋》）
医和、阿扁、厨师和其他智者，都通过某一种技能窥见生存智慧，形成思维习惯。两百多年前，康德也曾这样总结：“技能必须要精深，并且逐渐成为思维方式中的习惯。它对于一个人的品格来说是本质性的东西。技能的培养是为了天赋的发挥。”（《论教育学》）这不正是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吗？（钱钟书《谈艺录·序》） 医和这样的匠者能将个人技能提升到思维的高度，从而以一个智者的形象名垂青史；可是，仅仅将他们载入史册，却并不足以表达后人全部的敬仰与缅怀。如今，我们都声称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，可是众口一词交口称赞的往往只有某几个行业，大多数的行当还只是人们糊口活命的依靠，并不是什么不可亵玩的神圣物什。将端盘子当成毕生追求艺术，刷马桶刷出某种高尚的精神，还只是一种笑谈而已，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奢望。就说这整天必需的果腹塞口的吃食吧，也未像邻邦那样，以“道”名之，以“道”虑之，以“道”行之。这不能不让我们忧惧。 |
